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蔡辉

月淡长杨晓色清，

【资料图】

天题飞下寂无声。

南山雾豹文章在，

北海云鹏羽翼成。

玉槛玲珑红露重，

金炉缥缈翠烟轻。

谁言夜半曾前席，

白日君王问贾生。

这是金末元初诗人杨奂留下的《试万宁宫》一诗，记录了他参加金朝科举中最后一场——御试时的状况。万宁宫是金朝皇帝的离宫，在今北海公园一带，自金世宗完颜雍起，这里成御试之所。

北海公园 邓伟 摄

从杨奂的诗中可见，御试在凌晨进行，尚“月淡”。试题下来，大家埋头答卷。“南山雾豹”典出汉代刘向的《列女传》，其中记录答子制陶，三年家富三倍，荒废功名，家人朋友都来庆贺，答子的妻子却说：我听说南山有黑豹，雾雨时7日不出外觅食，为什么？是为了让皮毛长出绚烂花纹，所以才藏起来。后人常用“南山雾豹”比喻正在蛰伏的学子。

“北海云鹏”典出《庄子》，喻一夜奋起。

全诗最后一句从李商隐的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来，汉宣帝求才，得贾谊，可谈到三更半夜，却只问神鬼之事，不及天下苍生。杨奂的意思是，通过御试，马上会被皇帝重用，不会再有贾谊那样的经历。这也体现了金朝科举的特点：在录取率高、给官快方面，金远胜唐宋。

遗憾的是，杨奂并没通过考试，他到元朝才出仕。从杨奂的诗中可见：其一，金朝科举发达，非辽朝可比；其二，制度完密，竟错过杨奂这样的大才，可见有弊端。到杨奂时，金朝读书人普遍对科举不满，问题究竟出在哪？

金国一直在修孔庙

金朝崛起于草莽间，早期以朴野闻名。据《金史》，初期任官唯亲，即“太祖（指完颜阿骨打）征伐四方，诸子皆总戎旅”“兄弟子姓，才皆良将”。

金朝高层一开始便重视人才、尊重文化。

早在天辅二年（1118年），完颜阿骨打便下诏：“国书诏令，宜选善属文者为之。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，敦遣赴阙。”

再如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金朝名将完颜宗维（即粘罕）攻占袭庆府（今属山东省），兵至曲阜，士兵贪恋陪葬品，想挖开孔子墓，完颜宗维不知孔子是谁，问辽降臣高庆裔（本渤海人，是完颜宗维的亲信），高庆裔说：“孔子是古之大圣人。”完颜宗维立刻发怒说：“大圣人的墓岂敢冒犯？”将申请掘墓的士兵都杀了。军过曲阜，秋毫无犯。

第二年，完颜宗辅（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）又率军过曲阜，“命曲阜知县‘引诣圣庙’，‘登杏坛，望殿火奠拜’”。

金朝建立后，在各地修复孔庙，直到亡国前，相关工程仍在继续。

一方面，金朝对中原文化有朴素的敬畏心理，另一方面，金朝称帝仅12年，便灭辽国、北宋，占据大片领土，却找不到足够多的、有管理汉地经验的基层干部，不得不主动学习汉文化。

初期的主要方法是抢。

天辅五年（1121年），完颜阿骨打下诏：“若克中京，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，并先次津发赴阙。”金兵围汴梁时，金朝大臣刘彦宗对完颜宗维、完颜宗望说：“萧何入关，秋毫无犯，惟收图籍；辽太宗入汴，载路车、法服、石经以归，皆令则也。”二帅深表赞同。

不来考就抓进考场

除了抢书，也抢人。

《金史》称：“金初未有文字，世祖（完颜劾里钵，完颜阿骨打的父亲）以来渐立条教。太祖（完颜阿骨打）既兴，得辽旧人用之，使介往复，其言已文。”用辽朝旧人之外，金朝在与南宋打交道中，多次扣留对方使臣。

从政和七年（1111年）到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，金国共扣30多人，有洪皓（《松漠纪闻》的作者）、洪迈（洪皓之子，《容斋随笔》《夷坚志》的作者）、朱弁（朱熹的叔祖）、张邵（张籍的第六代孙，张孝祥之叔），而宇文虚中、吴激（米芾的女婿）转仕金朝。他们被清人庄仲方称为“借代异才”。

抢来的人太少，不敷应用，金朝遂仿辽朝故事，试开科举，即“太宗（吴乞买）继统，乃行选举之法”。

一般认为，金朝在天会元年（1123年）始设科举，天会二年（1124年）首次开科。整个金朝，共开科38次（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）。

天会是金太宗吴乞买的年号，虽设科举，却不由他控制，而是统兵的元帅掌控，南北士人“各因其素所习之业”备考，即“辽人应词赋，两河人应经义”，称为“南北选”。此时金朝科举无固定的制度、程序，即“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，初无定数，亦无定期”，考试内容临时定，录取人数、考试时间也没准。

据学者都兴智在《金朝科举制度的特点》中钩沉，因士人拒绝考试，真定榜只好武装押解73名旧进士入场，在燕山榜，甚至“传檄诸州搜索，又免其课役以诱之”“时有士人不愿赴省，州县必根刷（根刷，意为彻底追究）遣之”。

（金）赵霖《昭陵六骏图》卷（局部）

女真科举也难考

海陵王迁都北京后，“南北选”合一，成了“通选”，也采取了糊名、誊录等制度。

据学者郭长海、姚虹云在《试论金代科举制度》中钩沉，金代科举分四级。

第一级是乡试，秋季进行，“悉以本县令为试官……榜首曰乡元，亦曰解元”，解元可直接参加会试，初期“凡二人取一”，海陵王时“限四人取一”，金章宗时“五人取一”。后来乡试被取消，并入府试。

第二级是府试，在大城市中进行，地方高官主持，舞弊机会少，“试闱用四柱，揭彩其上，目曰‘至公楼’，主文登之以观试”，即考场设在“至公楼”，主考登楼监考。乡试取消后，府试第一名称解元。

第三级是会试，早期在尚书省礼部考，除府试成功者，皇帝“袒免”的亲属和宰执之子可参加，乃至五品散阶官员亦可参加，第一名称“会元”或“省元”。海陵王起，会试改在东京辽阳、西京大同、北京大定、南京开封四座城市进行，一般是六取一。

第四级是御试，在中都进行，海陵王时设在同乐园。同乐园在金中都西墙外，又称西苑、西园，与鱼藻池相连，据《日下旧闻考》：“西出玉华门曰同乐园，若瑶池、蓬瀛、柳庄、杏村尽在于是。”今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以南附近。

金章宗时，御试改在今北海公园进行，考试成绩“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。至迁都后，命宣阳门上唱名，后为定例”。

另有女真科举，以翻译、策论为主，目的是保留女真传统文化，但到金章宗时，各民族考生都能参加女真科举，难度渐与普通科举相等。

只好崇拜苏东坡

《金史》称：“金承辽后，凡事欲轶辽世，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。”形成“终金之代，科目得人为盛”的局面。

学者孙孝伟在《金朝选官制度研究》中指出，金朝科举问题多多。

最受指摘的是搜检过严，不尊重考生人格。在金朝，入场考试，考生须“解发袒衣，索及耳鼻”才能过闸，金代文学家耶律履称：“尝以乡赋，一试有司，见露索失体，即拂衣去。”从此不再参加科举。金朝适当做了改变，让考生“使就沐浴，官置衣为之更之”，更不堪。

这体现出金朝教育的问题：作为征服王朝，难对开国时的残暴做出合乎道德的解释，只好模糊处理，因而刻意回避经学，独重文采，甚至成了“金以词赋举进士”。

金朝也试图扶持“国朝文派”，有一定经学基础，却始终无法改变儒者“无专门名家之学”的局面。

为避难堪，苏轼受推重。明儒宋濂说：“自海内分裂，洛学在南，川学在北。金之慕苏，亦犹宋之宗程，又不止宝爱其书而已。呜呼！士异习则国异俗，后之论者，犹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，毋徒置品评于字画工拙之间也。”

苏轼喜佛教，不甚重“华夷之辨”，主张“深戒用兵”，不“构隙四夷”，且他才气逼人，诗文书画词皆领袖当时，最合金朝皇族们的胃口。

金世宗完颜雍曾问丞相耶律履，宋臣中谁最优秀，耶律履认为苏轼最优，并说：“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不可及，臣观其论天下事，实经济之良才。求之古人，陆贽而下，未见其比。”金世宗下令国子监刊印《东坡奏议》。

（金）赵霖《昭陵六骏图》卷（局部）

科举筛出一批奇葩

苏东坡有很多经学著作，金朝却绝口不谈。表面看，“苏学盛于北”，却非真苏学。所以金人对苏学理解肤浅，清代学者翁方纲说：“金人之尊苏，不独文也，所以士大夫无不沾丐一得。然大约于气概用事，未能深入底蕴。”

苏东坡反对王安石的“三舍法”。“三舍法”将太学分外舍、内舍、上舍三等，官员子弟免试入学，平民子弟考试合格入学。“三舍法”把学校变成科举工具，苏轼称“三舍既兴，货赂公行”，金人遂不再究问，亦反对“三舍法”。

不能谈经学，只能谈策论，策论指议论时政、向朝廷献策的文章。惟参加科举的学子无实际工作经验，信息亦不灵通，所写策论毫无实用价值，以此论才，岂能不误？可金朝给官又特别大方。

宋代科举成功，先释褐（平民穿的服装），吏部铨选合格后任官，金朝则直接授官。唐代进士授九品上，金代状元则正七品上，甚至是从六品上。

据统计，金朝三品以上官员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，海陵王时是6.4%，世宗时是29.7%，章宗时是60%，越来越多。

据学者王德朋的《论近代科举之弊》，1191年，词赋状元是王泽，宋使送来枇杷，金章宗让王泽写诗，王泽写不出，竟借口不认识枇杷。1197年词赋状元是吕造，重阳节时，金章宗让献诗，吕造竟写出“佳节近重阳，微臣喜欲狂”的劣作，时人嘲为“泽民不识枇杷子，吕造能吟喜欲狂”。

科举本为求才，却求来这样的“人才”。金章宗曾生气地说：“今时进士甚灭裂，《唐书》中事亦多不知，朕殊不喜。”

（金）赵霖《昭陵六骏图》卷（局部）

百年养士 竟得其反

科举被扭曲，金朝陷入无才可用的困境中。

学者王峤在《金朝“龙虎榜”考论》中，对比了金朝两次科举“龙虎榜”（指当届考生成绩突出，涌现人才颇多）。

一次是金世宗大定十九年（1179年），后来官至三品以上、出任地方大员者达半数之多。这次科举成绩突出，因金世宗提高了考试难度，据《金史》：“（世宗）谓宰臣曰：‘自来御试赋题，皆士人尝拟作者。前朕自选一题，出人所不料，故中选者多名士，而庸才不及焉。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，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。’”

这一届的张行简、张岩叟、李仲略、贾益、刘昂等皆入正史，但多有背景：张行简的父亲是礼部尚书张暐，贾益的父亲是秘书少监贾少冲，张岩叟的父亲是中都路都转运使张大节，李仲略的父亲是礼部尚书李晏，刘昂七代登科……

科举成了家族实力的较量。

卫绍王至宁元年（1213年）也称龙虎榜，涌现出宋九嘉、张天纲、高斯诚、雷希颜等人物，结果出乎意料：仅张天纲一人官至御史中丞（从三品），其余多一生未超正七品。

此时金朝统治者已意识到，科举出身者无经学功底，道德上不可信，能力还不行，遂“重吏员，轻进士”，引起儒生集团不满。时人称：“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，十年窗下无人问也。”吏权太盛，大量士人归隐山林，拒与金朝合作，甚至投奔元朝，与金为敌。

北京城中，金中都留下的痕迹不多。如今去北海公园游玩的人们，览风光之美，亦可抚今追昔，感慨系之。（责编：沈沣）